最近，笔者在北京专访了当年在北大荒创建友谊农场时曾担任苏联专家翻译的中国农业科学院资深研究员蒋建平先生。

我和蒋建平先生相识有十多年了，且相交甚深。作为一个老北大荒人，出于对北大荒开发历史研究的兴趣我在电话中提出要专门采访蒋先生的要求，请他谈谈参加农场创建时的经历和感受，他欣然同意，还找出多张有史料价值的老照片让我欣赏。

蒋建平先生虽年逾九旬，但是提起60年前参加北大荒友谊农场建设的往事，仍然记忆深刻，激情满怀。

蒋建平先生于1953年，毕业于浙江农学院。同年9月，他和其他十多位同学被组织派到哈尔滨外专学习俄语。原定学习两年，但1954年11月初，他和同班的杨世立(后来成为蒋建平的夫人)、黄永宁、李壁等同学接到上级的紧急通知，一-起赶赴集贤县兴隆镇，去担任即将组建的友谊农场苏联专家的翻译。从此,开始了他一生中离开学校后第一段，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经历。 

一个伟大的战略决策

蒋建平先生是一位长期从事农业宏观发展问题研究而且著述颇丰的知名专家,又是友谊农场建场工作的亲历者因此我们的谈话一开始就从中央作出建设友谊场决策的过程和历史意义上展开。

蒋建平先生说，从新中国农业发展历史的角度看，当年中央决定接受苏联援助在黑龙江省创建友谊农场，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决策作出这个决策有一个过程。1949年12月至950年2月，毛泽东主席访向苏联时，斯大林就提出要帮助友中国建设一个大型机械化农场的意向。

1954年10月1日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代表团应意访华，参加国庆5周年庆典。代表团向毛泽东致电，提出向中国赠送用于开展2万公顷荒地建设大观谷物农场所需的机械设备并派专家帮助建场，作为苏方向中国五周年国庆祝贺的礼物。

1954年 10月12日，毛泽东复电，对苏联政府和人民这项友谊的援助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指出“这个国背谷物农场不仅在推动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会起重要的示范作用，而且也会帮助中国训练农业生产方面的技术人才和学习苏联开垦荒地的宝贵经验...”

1954年12月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建设国营友谊农场的决定》。对于农场建设的地址名称、场长任命，筹备班子组成，生产任务,建成时间，中央和地方各部门]的支持配合等,都作了非常明确具体的规定。

由国家最高领导人拍板，国务院直接作出创建一个农场的决定，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本身就显示出这个决策具有极不平常的重要战略意义。当时，周恩来总理要求通过友谊农场的建设，要“出粮食、出经验、出人才”，实际上是为我们确定了战略目标和战略任务。1蒋建平指出，国家决定建设友谊农场的决策之所以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全国粮食的供应形势，可以说非常紧张，也非常迫切。1949年，全国粮食的总产量为11320万吨，人均仅209公斤;1952年总产量为16390万吨，人均占有285公斤;1953总产量达16683万吨，人均也只有287公斤,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发展的需要。

为了解决这个重大而 又紧迫的问题，中央高度重视，一直积极 求良策。1953年10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粮食问题。10月10日，全国粮食工作会议在北京紧急召开，决定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后来又实行粮食和粮食制品凭票供应等。粮食统购统销,实际是一方面是强制性收购，农民除了留下种子和口粮外，要将余粮全部卖给国家。另方面又限制人们消费，以很低的供应标准，解决6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实属无奈之举。

而决定建设友谊农场，以此带动北大荒的开发建设，，进而促进我国农业的机械化、现代化，大幅度增加粮食生产.供应，这虽然要用比较长的时间但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这个建设友谊农场的项目，后来被别人1953年开始实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苏联援助中国的56个项目之一)。此后，

1954年至1956年，原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近两万官兵，在密山、虎林、宝清一带，组建一批“八”字头编号的机械农场，1958年组织动员10万专业官兵，大规模展开北大荒的开发建设等等，都是这一重大决策的延伸和重要组成部分。    

建场第一战在严冬展开

蒋建平先生说，在国务院正式做出建设友谊农场的决定前一个多月,许多建场的前期工作就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先是农业部经过反复论证后，决定把这个苏联援建的农场建在北大荒。紧接着，1954年10月20日，以东北国营农场管理局局长魏震五为首的选址调查组，赶赴黑龙江集贤县三道岗地区调查，并迅速将调查和选址的意见报送中央决策。

10月30日，苏联农业部派来包括土壤、水利、土地规划等方面的15位专家。组长是尼.谢马斯洛夫，副组长谢也.瓦辛科，先行前往集贤县三道岗考察。11月5日,苏联国营农场部派出的35位专家到达北京。总顾问是马。巴尼科连柯，总农学家彼.谢克鲁奇科夫。

大批苏联专家的到来并迅速投入工作，一个最迫切的问题是至少需要同样数量的翻译。于是11月初从各地机关和大专院校调集的一批俄语翻译人员,迅速向集贤县三道岗地区集中。这其中就包括蒋建平和哈尔滨外专的一批同学。蒋建平先生说，他们到达后,农场筹建处帮助他们在生活上做了简单安置，就被分派任土地规划组的专家翻译(当时蒋建平陪同服务的苏联专家是尼.谢.马斯洛夫),立即投入了现场土地的勘察设计工作。

这可以说是创建友谊农场的第场战斗 ,非常紧张，也非常艰苦。当时上级要求，必须在1955年基本完成建场工作。而土地的勘察和规划设计这个关键环节，必须保证在冬季的较短期内完成，以便为来年的开荒生产留下充足的时间。

所以，他们每天冒着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由苏联专家、翻译与中方专家和技术人员起(当时规定一名苏联专家配 台吉普车,中方配农业专家翻译和保卫人员各一名，但有时也乘大卡车),在茫茫荒原 上进行土地勘察。包括土壤的定点和分层取样，了解土壤的质地和结构，为绘制土壤分布图提供资料;测量土地，确定可开垦荒地的质地、面积、位置走向和界限,并挖坑打桩留下地标;进行水资源交通、环境和当地农牧业生产情况的调查等等。由于当时土地已经上冻很深，荒原上没有道路，通地全是荒草和“蚂蚁篓子”.许多地方荒草有一人多高,时有野狼出没。他们经常要顶风踏雪徒步跋涉，作业条件非常困难，常常两三名工人半天多一也挖不出一个栽界桩的坑。

苏联专家在这样艰苦的工作条件下,表现出很好的素质和吃苦精神。因路途较远，每个专家率领一个勘察小组，早出晚归，中午就在荒地里吃干粮，喝开水。他们在雪雾蒙蒙和凛冽的寒风中，用经纬仪、水平仪进行土地测量，经常要脱下手套仔细调整，并记录数据。仔细从勘察镜中艰难地寻找1.5 公里外那挥舞摇摆的测量小红旗，眼睛被风吹得直流泪，很快在睫毛上结成冰珠。手被冻僵了，连记录的笔也不时掉到地上。蒋建平的鼻尖也冻伤了。

过50多天的实地勘察，他们踏遍了方圆200多公里被冰雪覆盖的荒原,在长达240公里的地界线上,埋下164根大界桩，初步确定了32803.5公顷的农场经营面积。经过中苏双方专家和领导的反复讨论确定划分为5个分场、21个轮作区、150个地号。

在完成紧张的现场勘察后 ，还需要将原始资料汇总,并进行农场的总体设计，绘制出总体和分类的详细图纸。由于当时农场不具备基本的办公条件，领导决定把这项工作搬到哈尔滨“喇嘛台”附近的国际饭店去做。于是，他们在省城优越的环境中，加班加点紧张工作一个多月，顺利完成了全部设计和图纸绘制任务。期间还受到省委书记欧阳钦的接见。1955年2月22日，召开了建场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了友谊农场的总体规划设计。4月16日,农业部正式批准这个设计。

蒋建平先生回忆,50多天的野外工作，是自己平生第一次经历那样艰苦生活和环境的考验，在一生中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在垦荒建场的共同工作中，得到苏联专家的耐心帮助，使自己的专业俄语和对现代农业生产认知水平有很大的提高。刚开始担任翻译时，许多专业词语没有学习过,不知道该怎样翻。是苏联专家耐心地帮助，加上自己的刻苦努力，才克服了一一个个困难，较好地完成了这一阶段的翻译任务。在这个过程中，中苏双方人员和谐合作，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增进了彼此的友谊。国务院将这个农场命名为“友谊农场”,符合当时的实际，是一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激情喷涌的开荒战场

在完成勘察设计阶段的任务，送走土地规划方面的苏联专家后,1955年至1956年，蒋建平先后被派到友谊农场四分场、五分场，任苏联农学专家的翻译。当时四分场场长是1947年受命创建黑龙江通北机械农场任场长后又任二龙山农场场长的周光亚。苏联农学专家是格.弗.阿基莫夫。五分场场长是原任河南黄泛区农场场长的王坦。苏联农学专家是弗.安.普洛钦科。蒋建平回忆说,在友谊农场建设的初战中，最激动人心的是1955年5月2日正式开始的热火朝天的开荒战斗。

在正式划开友谊农场开荒第犁之前的整个冬季，建场的初期工作就以极高的效率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最关键的是配齐配强农场的领导班子。由国务院直接任命的友谊农场场长王操犁(原任黑龙江省农业厅厅长)和建场委员会发挥组织、协调、领导的作用。还任命吉林省农业厅副厅长王正林为副场长兼农业总技师。

在地方和政府各部门的大力支援下，组织抢修铁路终点站福利屯通往农场的道路等。在此期间，苏联援助的成套机械，也及时运到现场。计有各种拖拉机98台，联合收割机100台，农具20多种200件,载重汽车20辆，宿营车20辆，以及其它大量农机设备和零配件等。这些衣业机械足装了300多个火车皮。当时缺少搬卸机械，许多农机设备都是用人力搬卸。1955 年1月，在气温下降到零下36-37度的情况下，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者们戴上口罩和手套，不顾双手冻麻冻，使是把全部机械从火车上安全有序地御下并摆放到5万多平方米的停放物钻机为了帮助中国农机人员正确使用机械，苏联专家还亲自参与帮助制定机械战斗设备使用的规章制度，帮助培训了200名农业技术和机务人员，为全面展开垦荒战斗作了充分的准备。

1955年5月2日上午，由场长王操犁主持，苏联专家各分场生产队和机务人员参加，在友谊农场分场二队的田间作业站，举行了隆重的开荒典礼。会场就设在荒地上。在宿营车上拉起会标--《国营友谊农场开荒典礼》，会标下挂有中苏两国领导人毛泽东和布尔加宁的画像。场长王操犁向来自全国各地的拓荒者发出动员令，他说:“党和政府交给我场全体职工的光荣任务今天开始执行了....，能否给国家增产粮食，能否为农民示范，并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起到应有的推动作用，都取决于目前的开荒!”来自王岗农机校的女拖拉机手董延兰，代表全体机务人员上台表决心:“我们全体机务人员保证50天内完成或超额完成党交给的开荒任务。向中国共产党诞生33周年献礼!”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这位女拖拉机手矫健的跳上拖拉机，勇敢沉着地开出第一犁。 霎时间，10台拖拉机同时开动，五铧犁翻开的道道黑士，犹如平铺在荒原上的“五线谱”。伴随着拖拉机的轰鸣声，黑土向远方不断延伸，沉睡的荒原苏醒了。从这天开始，垦荒队员们采取“两班倒”的办法昼夜奋战，每天工作时间,加上交接班和准备工作，长达14个小时以上。夜人晚，荒原上的灯光把农场变成了不夜城。

在苏联专家的现场指导帮助下，全体垦荒队员用94台拖拉机,经过64个班次连续作业,仅用39天，即到6月9日，就开荒2.34万公顷，耙地1.6万公顷。当年播种粮豆作物3400多公顷,收获粮豆360多万公斤，并略有盈利。对友谊农场职工提前超额完成开荒任务的事迹，党中央和国家农业部还发来贺电，以示祝贺。

当年秋天，按照上级要求，他们还支援山东移民开荒5300公顷。本场继续开荒4000公顷，头一年就使农场耕地面积达到2.7万公顷，超过设计任务的要求。在那些激情燃烧的日子里，担任翻译的蒋建平，跟随苏联专家和中方技术人员,跑遍了作业地号。时而检查开荒翻地的深度、质量，时而指导机务人员如何正确操作，以确保机械的正常运转和作业质量。

除了提前超额完成开荒任务外，1955年，在各方的大力支持和农场职工的艰苦奋战下，建设了14万平方米房舍。包括总场、分场和生产队的办公室，专家楼，农机修理厂、粮食加工厂、仓库、电站、小学校、职工俱乐部和部分职工宿舍。安置了1200多户职工家属。还修了102.5 公里沙石路，架设48公里电话线，总场与分场之间用无线电通话。

从1956年开始,为了方便工作，在分场工作的苏联专家，配备了苏方援助的胜利牌小轿车。当时，与蒋建平一起配合苏联专家格.弗.阿基莫夫工作的四分场中方农业技师是王明尧同志。条件虽然改善了,但苏联专家的工作仍然很辛苦。在整个夏季生产季节，他们每天四五点钟就下地，检查指导农业和机务工人的作业情况，发现问题随时进行指导并帮助解决。五分场的苏联农学专家弗安.普洛钦科患有胃病，仍带病坚持工作。他接受中方医务人员的建议,采取针灸方法治疗，还自己学会“艾炙”,使病情很快缓解。

在北大荒建设友谊农场的那些激情喷涌的日子里，蒋建平作为一名翻译 ,在完成本身工作任务的过程中，与友谊农场的领导、专家、技术人员和工人朝夕相处，他亲眼目睹人们忘我的工作热情，时时沉浸在深深的感动之中。其中,最令他感动和印象深刻的，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和夫人蔡畅的女儿李特特。她毕业于苏联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创建友谊农场的消息，深深吸引和打动了这位当时已在北京市华北农科所工作的年轻专家。李特特说服了家人和领导,带着年仅三个月的婴儿，投身到友谊农场的建设中。有一段时间，她们娘俩在四分场，与蒋建平所在的翻译组的几位年轻人，同住在一辆宿营车上。李特特带着孩子住车厢一头，翻译们住另一头。中间有锅炉,用于烧水和淋浴。
蒋建平眼中的李特特乐观豁达，工作雷厉风行。为了不影响工作，她经常把孩子锁在宿营车中带栏杆的小床内，就下地工作了。有一次,李特特下班回到“家”看，孩子已经哭闹多时，而且脸上、身上都沾上了大便。而她却毫无怨言,不声不响地为孩子收拾整理。蒋建平他们见状，也赶快烧水，帮助给孩子洗澡。

那段时间，作为邻居，他们相处得很好，有时下班后也主动带孩子玩。在共同的战斗中,蒋建平与苏联专家、中方的干部、技术人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有的至今一直保持着联系。
                                     欣慰与期待

蒋建平先生面带兴奋，充满自豪地说:“今天，友谊农场已经是一个拥有160万亩耕地、12万人口的现代化国有农场。先后被国家农业部授予“全国农垦现代农业示范区”、“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农场)”、最近又被国务院授予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单位，真不愧为“天下第一场”的称号。

友谊农场的建成和用科学方法建设和管理农场的经验，对整个北大荒垦区的开发建设产生了积极的促进和带动作用。特别是1978年，中央决定从美国引进一套先进农业机械，在友谊农场五分场二队进行现代化农业试点，取得巨大成功,对北大荒垦区农业现代化发挥了巨大的示范推动作用。
如今,北大荒垦区已经建成“中华大粮仓”，国家现代化农业的示范区，农业机械化水平达到96% ,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近年来粮食生产呈现跨越发展态势:粮豆总产从1978年的52.73亿斤,2005年提高到226.4亿斤,2010年363.6亿斤，2011年又突破性的达到407.4亿斤，占黑龙江全省总产量的36.57%。33年提高了近7倍，为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现代化农业大发展的同时，垦区工商运建服，社会事业，小城镇建设，职工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初，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出粮食、出经验、出人才”的战略目标和任务，早已在包括友谊农场在内的北大荒垦区圆满地实现了。而且还通过“场县共建”,推广农业新科技等措施，带动了整个黑龙江农业的跨越式发展。蒋建平为友谊农场和北大荒 垦区取得的辉煌成就感到高兴，也深感欣慰，因为他曾经为黑土地的建设出过力，流过汗。

谈到“出人才”，蒋建平先生举出他所熟悉的，当年曾经一起在友谊农场工作，后来又担任各个领域重要工作的同志。如友谊农场农业副总技师方悴农，后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成员、科研部主任;总工程师王荫坡，后负责国家农垦部机务工作;总场翻译组长刘贵贤,后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书记;翻译黄永宁，后任国家农业部外事司司长、中国驻联合国粮农组织代表;翻译李文仕，后任北京农科院副院长;翻译栗昊后任国家安全部局长;五分场农业技师王明尧，后任黑龙江农垦科学院院长等等。他们都是经历友谊农场艰苦工作磨砺，取得重要发展的人才,是从友谊农场培育出的一-代“新农人”。

在我们的谈话中，蒋建平先生除了谈友谊农场建场情况外，没有更多涉及自己。其实,我们从侧面了解到他在离开农场后，在我国农业研究领域曾取得骄人的业绩。他曾担任中国农科院和农业部科技情报所农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评议委员，国家食物与营养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农业及农村科学技术专家咨询委员会秘书长等。在全国实行的“学生奶”行动，就是他亲自调研、规划，上报国务院，批准实行的，帮助支持了贫困农村的一-代又一代孩子。他在农业与科技发展领域的研究等方面取得突出的成果,获得国家和联合国的多项奖励，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并参加国家多项农业发展和宏观政策的制定与组织实施。

由于蒋先生的夫人杨世立女士年事已高，身体欠佳，笔者没有见到她。据蒋先生介绍，早在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时，他与她就是同班同学。1953 年大学毕业后，他们同时被派到哈尔滨外专，在同一个班学习俄语。1954 年又一同到友谊农场担任苏联专家翻译。直到1956年初,杨世立服务的苏联专家回国后，她被调到农业部专家办公室工作，临行前，他们二人才确定了恋爱关系。1957 年蒋建平调中国农科院工作后，二人结为伉俪。是北大荒共同的奋斗经历，把两颗年轻人的心紧紧连在一起，历经50多载，矢志不渝，家庭美满，婚姻幸福。

我的采访将要结束时，蒋建平先生饱含深情地说:“本人有幸在参加工作之初，就投入中国第一个现代大型谷 物农场的建设，经历了从勘察、设计、到垦殖建设的全过程。从农场“老垦荒”和苏联专家身上学到许多优秀品质培养了艰苦创业的意志，提高了外语和业务能力，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后来的工作和一生的事业与家庭奠定了基础。所以，我衷心地感谢友谊农场，感谢北大荒!我希望北大荒的同志们，要把在艰苦开拓中形成的北大荒精神发扬光大。特别是今后在现代化大农业的建设中，注重文化事业发展,形成有自己特色的北大荒文化产业，引领现代化大向更高水平发展，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

孙仁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