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个小院。一扇用破木板钉成的小门，一条用碎砖头铺成的窄道，一个破烂不堪泥糊草披的小仓房，一座半新半旧漏雨的50平方米的砖房。这就是省劳动模范、优秀共产党员、友谊农场十分场原副场长王洪舜的家。

1964年，刚满22岁的王洪舜从河北保定农业专科学校毕业了。这个名列前茅的优等生，毅然选择了建设边疆的志愿，来到了北大荒。至今，在友谊农场已经度过了40多个春秋，由一个书生气的知识分子磨炼成了 地道的农民样。

他来农场的40多年间，先后当了30多年的农业技术员、农艺师、分场副场长，足迹踏遍了各个生产队的田间地号。无论在哪里都留下了他相信科学，坚持真理，勇于为信念而斗争的精神。多年来，经他手亲自考察整理的资料几十本，那篇篇文章、行行文字、个个数据，真实生动地记载了他辛勤的汗水、求实的态度和孜孜不倦的事业心。那上面有农场引进各种作物的逐年产量对比情况，有土地养分肥量的考察情况，有作物种植的疏密、化肥的施用试验情况等。难怪人们说：从他口中说出的从来没有半点“可能”、“大概”、“差不多”一类的数据。他常说看，搞科学的人要有主见，不能随风倒、赶潮流。

前些年，在友谊农场兴起一股“大豆红丰热”。可是，对于地势低洼、气温偏低的十分场，种植这种大豆能否取得高产还是一个未知数。他没有立即大面积播种“红丰”，而是划分了两块紧挨着的地号，又选择考察了土质情况，在地力相当的两块地上分别种植了“红丰”和“黑河三号”。通过同质试验，结果“黑河三号”单产1.34吨，而“红丰”单产只有1.26吨，并且“黑河三号”植株比“红丰”好8～10厘米。第二年，这里大面积种植了“黑河三号”，获得了稳产。小麦“673”被大部分地区列为淘汰品种，他经过试验发现当时比较热门的“克要”不如“673”。结果，他们大面积种植了“673”，取得了单产4500公斤的好收成，比“克要”增产10%，

在科学面前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20世纪70年代后期，当王洪舜提出搞“三合一”施肥时，立即遭到了一部分人的反对，说他这种施肥法是不懂科学的表现，是胡干。他据理力争，指出这种“三合一”施肥法养分均匀，可以避免一条一块黄绿相间、小苗参差不齐的现象。那些持反面意见的人说他固执、蛮干。结果通过两种施肥法对比，秋后“三合一”施肥法比种肥分施产量提高了三分之一。

王洪舜常说，对人家的一种优良品种和一项技术措施，要因地因情而宜，通过实践再去铺开。这些年来，他始终坚持实行小田带大田的科学种田方法。就是把攻关措施推广到丰产田，再实施到大田中去，使粮食产量逐年大幅度地提高。

1982年，他根据本地的自然条件，大胆地提出大豆宽播的方案。当时一部分人提出反对，说：“70年代中国实行了窄播，80年代世界上都实行了窄播，怎么就你行！”他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阐述了理由：“这里地势低洼，实行宽播一有利于中耕，二可以提高地温，三便于排水，四有利于灭草。”四队队长第一个同意他的方案，在多方反对下，坚决实行了50厘米行距的措施，秋后平均单产1239.75公斤。而土地条件较好的五队、七队由于采用了30厘米的行距，单产分别只有722.25和631.5公斤。

更可贵的是王洪舜敢于坚持真理。他认为这是党的事业，稀泥和不得，有一年，领导提出要种野燕麦，他立即站出来反对。他说，一旦种了它，地要连翻三年才可种其他麦子。在他的坚持和说服下，终于使这一错误决定没有得到实施。因此，他也承受了常人所难以忍受的打击和报复……

为了使自己的一种正确主张得以实施，他不惜费尽口舌鞋足之劳。1979年，这里实行大面积开荒。大部分领导认为，土地肥沃花钱买化肥是劳民伤财多此一举。一队队长两次拒绝接收化肥。第二天，王洪舜来到他家，亲自领他到田间化验土质。通过化验，土质全氮含量高出全场的44%，而水解氮速效氮却低于全场的31%。王洪舜耐心地对他说：“新开荒地虽说肥分大，但溶于水能够被植物吸收的却很少。1978年，我试验了两块新开荒地，土壤条件相同，施肥的单产3742.5公斤，没施肥的只有1192.5公斤，产量相差313.8%。”这个队长终于被他说服了，当天，就高兴地用小型车把两车化肥拉了回去。

人们常爱谈论人生的幸福，王洪舜正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我的一项建议、一种措施能够得到组织上的采纳，这就是我最大的幸福。”多么平实的语言，又是多么熠熠闪光的思想。一个把事业看得高于一切的人，他所思考的怎能是那种生活的舒适、夫妻的温情、朋友间的利用、某种不义之财的获得、权利和金钱欲望的熏心。

1978年1月22日，王洪舜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终于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夙愿。同年2月，农场党委决定开发东沟里，建立十分场。当时，他刚结束完九分场的任务，又马不停蹄，自愿参加了新建十分场的工作。妻子想不通，他说：“我是党培养的大学生，那里正是我为党尽力的地方，艰苦的工作总得要人做。你辛苦点，慢慢就好了。”那时，他家离新点20多公里，家中扔下妻子带着3个尚小的孩子，一家5口全靠他一人微薄的工资生活。后来又两地分炊，他勒紧裤带省吃俭用，从冬到夏，人们见他总是穿着那件上了补丁的灰布衣，雪中雨里奔波劳累。

正在紧张的开荒日子里，一天晚上，他突然接到妻子打来的电话，说两个孩子鼻中流血不止，情况紧急让他立即回去。他拿着电话在地上走了两个来回，只吐出6个字“现在忙，回不去”就把电话挂了。这一晚，他整理了一宿资料，早晨又到开荒现场去了。有人问他：“你怎么不回去看看呢？”他说：“早晨，我没有接到电话，想必家中没有发生大事。”那人摇了摇头：“哎，你这个人哪！”

他把最美好的年华，乃至毕生的心血和精力都献给了农垦事业，而自己至今却几乎一贫如洗。由于妻子多病，仍背负着沉重的债务，每月养老金仅有1160元。

1980年12月19日，是他全家人患难的日子。夜里23点多钟，在办公室复习准备迎接农艺师考试的王洪舜，一迈进家门，室内弥漫着呛人的焦糊味，妻子倒在火炉上，左胳膊烧焦了，当他来到炕前，3个孩子都中煤气昏死过去。在邻居们的帮助下，把他们送进医院。孩子大人虽然都抢救过来了，但妻子截肢成了残疾人，他又背上了3700多元的债。

从此，他每天除了起早贪黑忙完工作外，半夜在灯下学蹬缝纫机。一个40来岁的大脚粗手的汉子，硬是熬红眼睛学会了针线活。邻居同情他家，常送些半新不旧的衣服、鞋子。连续两年，他家没买过一斤肉。过年时，他要杀只鹅给孩子解解馋，妻子舍不得，瞅着鹅直落泪，他举起的刀终于没有落下去。想到孩子们盼望已久的年就这样过去了对不住他们，打算买点糖，又狠了狠心离开了小卖店。最后来到卖鱼的摊前，递过早已攥出水的3元钱，买了15公斤小泥鳅鱼。过五月节，为每人煮两个鸡蛋，孩子们吃完饭拿着鸡蛋香香地细嚼着，迟迟不肯吃掉。整个夏天，孩子们嘴里没含过一根冰棍。就这样，他从没少交一次党费。

上世纪80年代的那两年，这里刮起了一股捡粮风，十分场有的人甚至“捡”回家一台彩电。他一家人整天三顿喝玉米粥，啃咸菜梗子。从老家投奔他来的弟弟要去捡粮，他说啥也不让。弟弟由于长期挨饿营养不良得了肝炎，只好带病回了老家。那年，他先后有5位亲人去世，他只给老家寄回30元钱，算是对死去的父亲及亲人尽了一点孝心。

1984年8月，42岁的王洪舜被任命为分场副场长，主抓农业。他的才能得到了充分发挥，知识得到了充分应用。这个不善言谈的人只会用他那缓慢的河北腔调说：“是书记、场长等领导对我的支持，我只是起到了一个小卒的作用。”

多么可亲可敬的小卒精神！只讲奉献，不求索取，并在第一线上，为了建设商品粮基地一个劲儿地向前拱，一去不回头。他经常骑车下连队，深入田间和工人们同劳动，为兴办家庭农场、为友谊农场的建设没白没夜地工作着。现在，他虽然退休了，仍闲不住。2004年6月的一天，六队职工崔国栋种的玉米受药害，眼看小苗已经枯萎了，他在田间正蹲在那抱着头唉声叹气。王洪舜听说后，马上骑自行车赶到他的玉米地。经过实地踏查，凭借从事农业生产几十年的经验，给他配了药方。几天后，苗情大有好转。半个月后，玉米地一片葱绿。秋后，崔国栋的3公顷玉米打了20吨，乐得他嘴都合不拢了，逢人就讲：“是农业专家我王叔救了俺的玉米地，否则将绝产，损失就惨重了”。就这样，他经常为群众排忧解难，提供技术咨询和科技服务，发挥着自己的余热。

人们看到蔚霞尚满天，夕阳正火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