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了，草原上一片漆黑。西北风夹着雪沙吼叫着。

这时，天平屯（黑龙江省集贤县三道岗草原边缘的一个六十户的小村）东头的两间草房里透出黄澄澄的灯光。这里原是民校学员们学习的地方，今晚（十二月二十一日）民校的学习已结束多时了，还有几个青年农民在谈话。他们是本屯支援建设国营友谊农场第三民工小组的民工。这个民工小组的另外几个人回家休息去了，准备五月去接替第二组的工作。他们的任务是不分昼夜地进行深井钻探，为农场总部场址的规划设计，及时提供地下水和土层结构方面的资料。

青年团员王鼎库从民校回到家里，并没有睡觉，复习了几课书，又乘兴写起字来。他觉得快到出发的时间了，放下学习本，穿起大棉袄，回头望一望热炕上已睡熟的妻子，便走出门来。一股风裹着雪沙扑面打来，他不禁打了个寒颤，脱口而出地说了一声：“好冷的天啊！”他小心地把门关好。风刮得正紧，吹得他喘不过气来，他迎着风侧着身子急忙忙向着民校奔去。

王鼎库走到民校的时候，土地整理考察组的技术人员、从双鸭山煤矿调来支援农场建场的钻探工人马振国和全组民工已聚齐了。桌子上，摆着热腾腾的馒头和萝卜汤，大家一面狼吞虎咽地吃放，准备出发，一面议论着今晚的天气。

草原上刮起这样的大风，就是在白天，也会天昏地暗。农民们常常说在这样天气里：“一里路出门赶个嘴（吃酒席），不如坐家喝凉水。”今天，民工们有人说：“不要说这样的大风，就是刮‘黄’风，下‘洪’雨，也得上班打井。苏联老大哥越过千山万水，来帮助我们建农场，我们更得加紧工作。”另一个补充说：“不要说有汽车送我们去现场，就是没有汽车，我们也是要去的。”

午夜十二时，第三小组民工按时到达了现场，接替了第二小组的工作。

这里有一个临时用席子搭起的工棚。兀立在辽阔的草原上，像茫茫大海中的一个孤岛。棚子里，一架手钻机的旁边，挂着两盏“气死风"(小提灯)；棚子的角落里，还生着一个煤火炉。钻探技工马振国和民工组长宣纪林把钻，王鼎库和另外几个青年小伙子拉绳，绳子一收一放，扁头钻一点点伸入地层······

风越刮越大，一次又一次地冲击着这个小小的席棚，像要一口吞掉它似的。席棚架子在大风中咯咯直响。席子被风撕开了，民工们急忙把它钉上。棚子外面刮大风，棚子里面刮小风。民工们紧张地工作着。“见砂子了!”人们高兴地喊着，赞许着自己的成绩。

绳子带起的泥水，流到高高悬挂的滑车上，滑车冻住了。马振国将身一纵，攀上木架，顺着椽木爬到了顶上。风呼呼地向他扑去。他一双手紧抱着木架，熟练地摘下滑车，嚷着：“快把滑车烤一烤。”

不一会，卡钻杆用的“橹子”也冻住了，人们急忙把它卸下来，拿到煤火炉上去烤。

最艰苦的工作，还是倒水泵。每逢套管插下地层三四十公分，便要用水泵取出套管里的泥砂和土样。在摄氏零下二十多度的气候里，拿铁棍就像抓冰渣一样的痛。这个小伙子倒完一次水泵，另一个小伙子赶快接过来倒第二次。拿过水泵的人急忙道火炉旁暖一暖手，稍一不慎，便会粘去一层皮。

水泵从地层深处带到套管上端的泥和水，很快便冻成冰块，堵住套管，套管只剩下鸭蛋大的一个小眼了。用火烤吧，大风中燃柴火有危险。“有办法，我到三间房（离现场约有二百公尺）取水，烧滚水，烫开它。”董志广说罢，走出工棚。

董志广回来的时候，简直变成了雪人，皮帽子上，大袄上，浑身上下蒙上了一层雪沙，眼毛上挂着许多小冰块。他走近火炉，全身呼呼地冒热气。

钻探又开始了，民工有节奏地拉着绳子，扁头钻一点点深下去。突然，绳子的一端爬上了架子顶，钻杆头的螺丝滑掉了。没有等技工老马的吩咐，王鼎库敏捷地跳上木架，爬到架上顶上，把绳头儿取下来······。

他们习惯了狂风的吼叫，习惯了草原的严寒。他们没有发觉何时东方发白，没有发觉刚升起的太阳又被雪雾遮住。直到汽车带着白班民工来到工棚的时候，才知道，已是早晨八点钟了。

人民日报记者  姚力文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于兴隆镇)